摘要: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战略科技人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特征、载体、行为、功能等角度对战略科技人才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立足上海发展现状，认为战略科技人才还存在数量不足、在重大战略任务中培养机制不健全、“平时”状态下战略能力培育不足、基础保障制度有待优化等问题。充分学习借鉴国际国内战略机构平台育才、重大攻关任务炼才、国际大科学计划塑才、“平时”能力建设铸才等经验模式，以“使命导向、战略牵引、能力培养、制度保障”为总体思路，从建立完善战略科技人才的体系化培养制度、加强战略能力储备、优化保障战略科技人才的基础性制度等方面提出加强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的对策建议。
自2002年首次提出“人才强国”概念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经过三个“五年规划”不断巩固加强，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2019年专业技术人才接近784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80万人年，占全球研发人员的比重超过30%。但是，现有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在重点学科、重大科学工程和科研项目等领域的领军型人才仍然不足，战略科技人才存在整体培养储备不足、缺乏长期视野、团队合作能力不足、生态建设与体系规划不完善等问题。现有研究对战略科技人才的内涵、意义、培养及评价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对战略科技人才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也缺乏从科技自立自强视角对战略科技人才的时代内涵与特征进行阐释，尤其是对如何进行战略科技人才引育还没有形成明确有效的路径。基于以上实践需求与理论缺口，本研究基于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背景，遵循“概念一特征”的研究逻辑，对战略科技人才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辨析，并提炼出战略科技人才的核心特征。同时，采用“国内一域外”对照的研究视角，以上海作为国内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的先行示范，对其战略科技人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理性研究英美日等国战略科技人才的引育模式方法，继而从“战略机构平台育才一重大攻关任务炼才一国际大科学计划塑才一‘平时'能力建设铸才”维度，依序提出全链条的战略科技人才与梯队建设路径。最后，以“使命导向、战略牵引、能力培养、制度保障”为总体思路，从建立完善战略科技人才的体系化培养制度、加强战略能力储备、优化保障战略科技人才的基础性制度等方面，提出加强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的对策建议。通过将研究镜头聚焦战略科技人才的刻画、识别以及引育，有利于中国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发挥战略科技人才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研判科技前沿方向的关键作用，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科技人才是中文政策语境下特有的概括性概念表述，从内涵来看，是指科学技术与人才结合，既具有良好品德，又具备一定科技才能的人。战略科技人才是新发展格局对科技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战略科技人才应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同时注重科学与实践相结合。战略科技人才从事的是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讨论的是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问题，关心的是未来科技人才的培育，探索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共性紧迫问题。战略科技人才是那些能够做出引领一个时代重大开创性成果的人才。战略科学家和战略科技人才是在各团队持续攻坚克难的创新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能够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切实发挥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作用、领衔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科学家。与战略科技人才紧密相连的概念包括战略科学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人才力量等。谭红军等对战略科学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将其界定为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战略眼光，能引领相关领域学科持续发展，并取得杰出科技创新成就，为社会发展或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公认科学家。曹雪涛认为，战略科学家是站在科学发展前沿，能够凝练根本性重大科学问题、建立独创性研究体系、开辟新研究领域、引领学科发展新方向的科学家。姚志远将战略科学家的特征概括为三点：①拥有战略眼光，能够紧跟国家战略需求、结合科技发展大势开辟新的方向或研究领域；②具备优秀的管理和领导能力，擅于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③拥有杰出的人格魅力，能够带领诸多年轻科技人才共同进步。肖小溪等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一般需要国立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进行协同或者组合，主要从事的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投入较高、周期较长、有一定团队规模等特点。尹西明等从理论逻辑、发展战略逻辑和国际竞争逻辑出发，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使命，立足解决国家重大实践瓶颈和科学理论，致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打造具备卓越引领能力的创新主体或载体。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综合以上概念，本文认为，战略科学家不仅包括在科技发展前端的高层次人才，还包括在科技创新的完整链条上具备远见慧眼、战略引领、系统布局、合纵连横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是战略科技人才的杰出代表。战略科技力量是战略科技人才为国家科技创新赢得战略主动和优势的核心载体。战略人才力量是战略科技人才在功能维度的表述，战略科技人才是指人才（或队伍），战略人才力量是指战略科技人才对外体现出的能力。
1.2战略科技人才的特征
现有研究主要从思想认识、知识技能、情感认同等维度对战略科技人才的特征进行刻画。李乃胜归纳出战略科技人才与众不同的特质：①具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②具有良好的战略思维习惯；③具有文理兼通的知识积淀，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统筹兼顾、创新集成，以形成在不同学科领域都相互印证的“规律性”认识；④具有创新“玄想”的特质，善于“跳跃式”思考，追求“突变式”进步，甚至是“颠覆性”思想，更注重“无中生有”或“有中生无”，敢于“证伪”。陈劲等提出，战略科技人才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包括：能够研判科技发展大势和前沿方向，并善于把握当前的领域重点；具备领导人才团队进行协同攻关的组织能力；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做出实际贡献。张凤认为，战略科学家首先应有科学家属性，是担当国之重器、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领军人物：其次，战略是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作为战略科学家，必须跳出“小圈子”、立足全领域、着眼国家发展的高度来思考发展问题。
此外，张平等采用文献综述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战略科技人才具有学识广、工作专注、品行优、使命感、战略思维五个主要特质。王月琴等以王泽山院士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提炼出战略性科技创新人才包括使命感、自信、专注、韧性、超越五个心理资本要素。黄涛等以“中国芯之父”邓中翰为人物进行案例分析，认为战略科技人才应该具备的“五自"特质包括：求学名校、海外留学、自主自砺；构建合理知识结构、自知自省；超常勤奋、拼搏进取、自制自律；善于创新、敢于创业、自立自强；勇立时代潮头、报效祖国、自觉自信。
1.3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
既有研究多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研究吸引或促进战略科技人才成长的路径。李恩平等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凭借高水平大学和研发机构、经济条件和综合环境等优势，以永居权、终身职位、项目经费等为筹码吸引全球高端创新人才移居；后发国家则通过政策扶持、薪酬激励、定向“猎头”等方式，积极招揽、争取高端人才。周清平等指出，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必须着眼新时代国际国内科技发展大势，以国家中长期人才队伍建设战略规划为遵循，把培养战略科技人才摆在突出位置，在处理好“源”和“流”的关系中不断拓展知识边界、在参与完成重大任务中锤炼提升能力素质、加强科研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环境建设、创新激励人才成长进步的良好制度机制。黄涛等认为，战略科技人才涌现需要两个维度同时发力，一是国家层面系统布局，激发人才创新潜能；二是科技人员主动对标，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制定好职业规划。陈劲等构建了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的“点、线、面、体”动态框架，从“生态观”的角度提出要探索战略性科学家和战略科技人才选拔及培养机制，建立健全战略科技人才成长进步的激励与保障机制。张凤认为，要让更多高质量人才得以涌现，需要有充裕的自由时间、相对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开放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战略科技人才最早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上提出，学术界对战略科技人才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主要是从功能、特征等角度对其进行描述性阐述。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文献梳理方法整合既有研究成果，提炼并刻画战略科技人才的核心特征，同时从结构属性层面对战略科技人才进行解构，分析其重要组成元素，进而提出战略科技人才的概念框架，并基于该概念框架，以上海为标杆，借鉴域外战略人才培养实践及其优秀经验，从建立组织领导机制、健全战略科技人才作用发挥机制、构建重大科研任务攻关和平台搭建机制以及优化保障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促进战略科技人才的持续涌现。对战略科技人才的识别主要通过其具备的能力特征等角度进行甄选。黄涛以钱学森为例，分析战略科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如卓越的科学贡献、广博的知识结构、严谨的科学精神、深厚的哲学素养、超前的战略眼光、高尚的人格魅力、赤诚的爱国情怀。战略科学家应是卓越和引领的统一，既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权威，又是作为科研工作的策划者、组织者与管理者的组织权威，还是维护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的战略权威。王汝发等对钱伟长的研究发现，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断战胜自我、突破自我的创新精神，注重方法论研究，从战略高度思考学科发展远景、协调学科发展方向、实施学科竞争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拥有报效国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远大理想；具有强烈的科学兴趣、知识渊博、创造力强，有哲学思维能力，取得了杰出的科技成就；拥有谦虚、乐观、宽容的性格；具有追求真理、勤奋、坚强、严谨治学、诚信、执着奉献的科学精神；在科研活动的组织上，善于培育、吸引优秀的科技人才，注重团结协作，能有效调配科技资源引领学科发展。崔照笛等对黄大年的研究发现，2009年底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开始之际，科研攻关难度非常大，但黄大年毅然从英国回来投入地球物理学的研究，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动员协调一切资源带领全国1600多名科技人才赶超国际步伐，受其感召，诸多在海外的科研专家也陆续回国加入该交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黄大年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进入“深地时代”。通过对钱学森、钱伟长、黄大年等公认的战略科技人才的人物事例进行分析，本研究认为战略科技人才从其整个科研生涯维度来看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要“顶天”，即遵从国家使命、富有爱国情怀。战略科技人才是坚定的爱国者，科学研究可以没有国界，但战略科技人才必须有祖国，科学家是世界的，战略科技人才则是国家的。战略科技人才的科研动力来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国家的真挚情感和对社会事务的奉献精神与投入。战略科技人才能将党的需要和个人选择、祖国命运和个人理想、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二是要“立地”，即奋战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战略科技人才活跃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等科研第一线，对科研实践始终保持高度的敏锐性。三是要有“科学公信力”，即具备深厚的科学素养。战略科技人才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应该具备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其科学研究应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杰出的科研成就，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其次是具备理性的科学精神，尊重实证、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提出问题，并能积极寻求答案，还包括不怕困难、勇于进取、持之以恒、民主开放、实事求是等。四是拥有“战略前瞻力”，即超前的战略意识和战略眼光。战略科技人才和一般科技人才的显著区别在于“战略”一词，体现在对本国以及国际竞争者的情况要熟悉，能够制定前瞻性的战略举措，抢占先机，还要能够在不确定性和战略迷雾中精准把握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化危为机，紧盯科技变革发展趋势，具备优劣势何在、方向在何处、定位在哪里的战略格局观。五是具备“跨界创新力”，即视野开阔且具备跨学科认知能力。勇于随时迭代原有的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既专注于科技创新领域，又擅于跨学科理解，做到“专”“博”结合，注重从全局高度、多学科视角去认识、思考和研究科技战略问题，通过自己的研究形成创造性成果、开辟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突破的学科专业领域。六是有卓越的“组织领导力”，即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战略科技人才是科技人才队伍中的“帅才”，其成长成才除了需要个人的努力外，还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帮扶。科研团队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吸引到一起，而战略科技人才作为团队的指挥者，能够将团队中的各类人才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发挥出团队的力量。战略科技人才在组织团队进行科研攻关的同时，通过组织文化和分工组合来培育青年人才的专业思维、专业精神、专业能力与专业技能，对青年人才进行体系性的培养，为组织持续、富有竞争力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科技三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战略科技人才成长梯队的重要讲话，本研究认为战略科技人才拥有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梯队：战略科学家是战略科技人才梯队的“塔尖”，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能够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切实发挥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作用，领衔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以及优秀企业家是战略科技人才梯队的“塔身”，高水平创新团队一般由科技领军人才领衔，是战略科技人才的“中坚”。根据不同的战略使命和任务，战略科技人才梯队中需要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以及优秀企业家等的部分参与或广泛支持，如此形成战略科技人才梯队的核心“储备盘”。一线创新创业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是战略科技人才梯队的“塔基”，青年科技人才和一线创新创业人才队伍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需要政府、社会、机构主体等协同培育，在实践中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战略科技人才后备队。结合学界相关研究以及相关概念的梳理，本研究从特征、载体、行为、功能等角度对战略科技人才给出如下定义：战略科技人才是指遵从国家使命、富有爱国情怀(“顶天”)、奋战在科学研究第一线(“立地”)，具有科学公信力、战略前瞻力、跨界创新力、组织领导力，且能够为国家科技发展和科技竞争赢得战略主动和战略优势的科学家，主要包括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承担国家重大科研机构和设施平台建设、重大科研攻关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衔者等。战略科技人才的概念解析如图1所示。
3 上海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的现状与不足当前，上海正在一体化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十三五”以来，上海聚焦大科学设施平台建设、国家重大科研攻关任务、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等，为培养造就战略科技人才及成长梯队搭建了具有竞争力的广阔事业舞台。在重大平台及设施建设上，李政道研究所、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一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在提升城市创新策源能力方面做了重要支撑；通过布局上海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拥有全球种类最全、规模最大、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诞生了诸多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在加快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上，上海参与完成了蛟龙、北斗、大飞机等重大项目，同时加快推进突破集成电路等三大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在探索参与和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上，上海正在全基因组蛋白标签、灵长类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等领域着手布局。依托这些重大战略任务的牵引，上海集聚了一大批顶尖科技创新人才及高水平团队，为战略科技人才的持续涌现奠定了“基本盘”。截至2020年，在沪两院院士181人，占全国比重为10.48%。海外高层次人才1267人，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1666人。2020年，上海共有89人次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占全国比重为9.66%。重大原创科技成果竞相涌现，2020年，上海在《自然》等三大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2%。高层次人才吸引力持续提升，上海连续8年蝉联荣获“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从战略科技人才梯队建设角度来说，已初步形成以人才成长规律为依据、项目为载体、团队为支撑的层次分明、各有侧重、较为完整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陆续推出鼓励32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大胆创新、探索的扬帆计划(2022年更名为启明星培育（扬帆专项）)；促进35周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启明星计划；以培养和选拔一批50周岁以下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企业科技创新的技术带头人的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与上海市人社局共同推出以资助留学回国人员研发、创业为主的浦江人才计划。从总体上看，上海战略科技人才发展已具备了较好的载体基础和人才资源基础优势，但与高水平人才高地和科创中心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战略科技人才整体数量及后备梯队规模略显不足。具有世界级科技影响力、能够引领和推进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发展方向的高层次领军人才较为缺乏。科睿唯安统计的2019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美国入选人数占比超过46%，中国只占8.5%。从国内看，北京占了全国入选人数的1/3,上海仅占8%，其中上海在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地理科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物学、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药理学和毒理学、空间科学、社会科学11个领域未有顶尖人才入选。在人才梯队上，博士后及博士生层次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与发达国家、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上海本土培育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2011-2018年评选出的全球共计280位35岁以下青年科技精英中，上海仅有1人入选。在2018年发布的首届中国区域青年创新精英35人榜单里，北京有15人入选，上海仅有4人入选。二是在重大战略任务中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的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与国际尖端、国内领先城市相比，上海参建的重大科研平台、大科学设施，承担的重大科研攻关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牵头发起、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仍显不足，仍需在量、质上加大力度，为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成长提供更多的战略载体和平台；第二，尚未建立在重大战略任务中识别、选战略科技人才的机制，亟需完善在重大战略任务推进过程中提前科学识别、选具备战略科技人才潜质人选的标准、模式及方法，坚持实践标准，不断促进战略科技人才的持续涌现：第三，老中青“传帮带”的梯队培养机制有待优化，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唱主角的机会比较缺乏，目前来说，仍缺乏高潜力、对未来具有带动引领效应的青年人才，在战略任务推进的同时如何平衡好老中青的角色定位、建立最佳的梯队帮扶机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三是在“平时”状态下对战略能力的培育不足。战略科技人才在执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持续涌现，在“战时”状态下不断锻炼成才。但在“非战时”即“平时”状态，尚未建立培育人才战略能力的机制。一方面，面向人才培养储备的平战结合、快速转化常态化机制较为缺乏，各类社会主体对“平时”状态下人才的战略能力培养重视度不足，往往存在需要担任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时迫切需要、任务一旦完成则“分道扬”的现象。另一方面，没有形成“平时”状态下的战略“练兵”机制。“非战时”状态下，仅仅从科技人才的常规需求、常规任务出发，缺乏引入“战略任务练在平时、战略能力练在日常”的培养模式。四是尚未体系化建立战略科技人才的保障制度。首先，“人才一项目一平台一资金”等一体化推进的机制尚未建立，对战略科技人才、所在载体、承担的重大战略任务、资金要素的匹配等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考虑和建设，仍然存在“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情况，没有形成合力。其次，目前对战略科技人才的“塔尖”，即战略科学家形成了“一人一策”的保障机制，但对战略科技人才梯队中相对处于成长阶段的中青年人才缺乏完整的制度设计，这些人群在职业晋升、职称评审、人才评价、子女教育等方面获得的关注度不足。以美、英、日等战略科技人才强国为代表，形成了通过战略机构平台、重大攻关任务和国际大科学计划集聚培育战略科技人才的成功模式，并注重在“非战”情境下培养人才的战略能力，以保证战略需要时能“召必战、战必胜”。建设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是美、英等发达国家抢占全球创新制高点的关键载体，是其国家创新体系的“金字塔尖”，而国家实验室主任这一战略科技人才对国家实验室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国家实验室的卓越平台吸引战略科技人才，国家实验室在其主任带领下追求卓越，两者相互成就。在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建设运营过程中，历届实验室主任都是全球顶尖的战略科技人才，包括汤姆逊、卢瑟福等成就卓著、影响巨大的科学家，这些战略科技人才的自身成长与实验室的高水平发展相互促进。卡文迪许实验室能诞生这么多杰出的战略科技人才，得益于其在实验室主任进选方面建立了灵活且较高的标准：一是在贡献上要有卓著的、具有划时代的科学成就；二是在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威望，能够凝聚吸引国内外科学家；三是具备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擅于引领团队并取得重大创新性的科学成就；四是在英国或剑桥大学的重大决策上能产生重要影响；五是拥有杰出的人格魅力。美国能源国家实验室主任由能源部相应的计划办公室或运行承包方在全球范围内选聘，选聘的条件主要包括学术能力、把握科研战略方向的能力、组织领导能力、社会活动和筹资能力等。例如，阿贡国家实验室此前两届的实验室主任Robert Rosner和Eric D Isaacs在专业领得过原子和平奖、恩里克·费米奖等很多美国和国际的重要奖项，并且在他们的带领下，阿贡国家实验室近年来产生了3位诺贝尔奖得主。再如，贝尔实验室历任总裁和副总裁都是来自科技和产业界第一流的资深技术专家，他们来自的领域包括电气工程、通信、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和软件工程等，是名副其实的战略科技人才，在贝尔实验室发展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美国两院院士，甚至担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日本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面向产业领域重大创新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垂井康夫等一批战略科技人才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并且在科技攻关过程中锻炼培养了很多战略后备人才。1976-1979年，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项目开始实施。该项目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等五大公司为主要骨干，联合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以及计算机综合研究所，共投资720亿日元用于半导体产业核心共性技术的突破。由于投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事该项目的科研人员是从各自机构及企业临时抽调、没有形成合力等原因，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开发的进展并不顺利，不同团队中研究人员沟通低效、合作不畅的现象非常普遍。为了扭转日本芯片基础技术落后的困局，垂井康夫挺身而出，凭借其在半导体领域内的影响力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从产业竞争需求凝练提出共性的前瞻技术路线方向，五大企业正式开始实质性的攻关合作。该项目有效促进了日本半导体产业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对世界半导体市场的控制。时任联合研究所所长的垂井康夫是不可多得的战略科技人才，他对参与项目的各家机构的水平、核心诉求都非常清楚，在计划推进过程中通过其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沟通水平有效地凝聚了团队，并在攻关任务推进过程中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战略后备人才，支撑引领着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持续发展。发起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能够培养出一支庞大的科研团队。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的Lambright教授在总结人类基因组大科学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时提到，战略科技人才的领导是影响大科学计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发起阶段需要一种领袖气质浓厚的号召能力，实施阶段则需要理性气质和推崇制度的领导能力。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首席科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把科学家的科学洞察力与政府的社会价值判断力结合起来，有效调动政府决策和科学家意愿并进行协调融合，促进人类基因组大科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尽管在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我国只完成了1%的工作量，但借此机会我国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培养出一支基因测序队伍。1998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华大基因前身）成立。1999年，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成立。通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2002年华大基因已具备承担10%的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的能力。目前，华大基因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角兽”，这与早期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过程中大量专业人才的培养及技术的积累是分不开的。美国一直专注于战略层面科技创新人才能力培养的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早在2006年，美国就出台了《美国竞争力计划》，强调STEM人才培养是长久具备科技竞争力的关键。21世纪，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许多高精尖缺领域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遵选计划，如美国海军研究署“青年研究员计划”等，通过资助一批优秀科学家或工程师开展国防相关研究，以应对外部竞争的压力。2021年美国推出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以强化人才与科技一体化发展为基本理念，对“科技+人才”的顶层设计和重点工作进行统筹部署。在人才一体化方面，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必须充分利用和开发整个国家的人才潜力，强化人才在机构发展、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统筹。在具体政策上，坚持重点领域快速培养和STEM领域长期培养。该法案还提出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增设技术创新理事会(DTI),以加强对科技发展的系统设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基础研究可能长达五年、十年才出成果，而DTI将在管理层面实施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一致的管理体制，试图将颠覆性军事技术管理模式应用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短频快”的技术研发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在STEM领域，扩大对本科生、博士后等青年科技人才奖学金的力度和范围，鼓励运用多种方式长期培养STEM人才。特别是其以国家宇航局(NASA)作为STEM人才从小培养的“支点”，为美国小学生提供STEM方面的实践经验。该法案在2022年7月更名为《芯片与科技法案》并正式通过，相关举措虽有所调整，但从整体的布局中仍能看出美国对战略领域科技人才的前瞻规划与“平时”能力培养的重视。上海一直肩负着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使命，在高水平人才高地和科创中心建设，特别是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上具有代表性。反映出的相关问题既代表了地区特色，也反映了很多国家层面上的共性情况。立足上海的相关分析，中国战略科技人才同样存在规模不大、结构不优、层次不全、领域不均等问题。本文在学习借鉴国际国内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中国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的主要思路建议。一是坚持使命导向。战略科技人才首先要遵从国家使命、承担国家战略。必须坚持战略科技人才的基本出发点，不断强化战略科技人才对国家使命的履行担当，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的爱国情怀，将党的需要和个人选择、祖国命运和个人理想、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注重战略牵引。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渗透在国家大科学设施、机构等平台的建设，重大科研攻关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以及发起、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的过程中，必须不断通过这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来牵引、培养战略科技人才及梯队。三是加强能力培养。应当健全战略科技人才在“平时”状态下的能力培养机制，建立非战时“练兵”制度，同步设计人才成长链条中各阶段战略知识和战略素养的培育形成机制，为担当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好基础能力储备。四是优化制度保障。为了保障战略科技人才全身心投入国家战略任务中，必须做好相关基础制度的保障设计。各类社会主体及政府相关部门应形成合力，做好“人才一项目一平台一资金”等各类要素的一体化设计，营造全社会崇尚担当国家战略使命的文化氛围，切实解决战略科技人才工作及生活中的问题，免除其后顾之忧。此外，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与梯队建设具有长期性，应当结合当前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实践需要，从急到缓、从重到轻，分领域分阶段持续推进。(1)建立完善战略科技人才的体系化培养制度。第一，加强战略科技力量等平台载体的建设。聚焦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和地方优势、重点领域，持续加大国家大科学设施、平台、战略机构的建设，支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主动谋划、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战略性全局性前沿性的重大科研布局，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前瞻力、组织领导力等的战略科技人才提供战略平台载体。第二，建立在战略任务中精准识别、科学选战略科技人才的机制。坚持实践标准，在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注重提前发现、选具备战略潜质和特征的优秀科技人才，赋予战略科学家充分自主权，根据战略需要自主选择团队成员，构建优化老中青“传帮带”的培养机制，逐步打造梯次合理、科学合理的战略科技人才成长梯队。第三，创新在战略任务中培养人才的方式。不断丰富重大战略任务组织模式，创新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服务方式，探索完善创新联合体等重大任务组织形式，优化“揭榜挂帅”“赛马制”、科研经费包干制等项目发布和管理方式。(2)加强战略能力储备。第一，将战略思维能力融入学科建设和职业培训中。根据国家、试点区域的基础优势和未来战略需求、布局，将战略科技人才应当具备的六维特征能力融入高校的学科建设、课程设计以及战略科技力量中人才的职业能力培训中，做好科技人才的战略能力储备。第二，建立常规的战略“练兵”机制。对在战略科技力量中未承担战略任务的科技人才，应当对标建立常态化的战略任务训练模式，力求在国家需要时能够及时补位，通过“平时”的战略化演练，提升人才的战略素养，建好战略科技人才的“预备军”。第三，构建全球战略科技人才数据库。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球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战略科技人才信息平台，对战略科技人才进行分类、分层、分领域、全方位的信息建档，形成全球一流人才、团队、机构的动态跟踪清单，建好战略科技人才的“蓄水池”。(3)优化保障战略科技人才的基础性制度。第一，建立健全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释放人才创造活力，“破四唯”“立新标”。结合《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等在重大科技任务、重大创新基地建设等国家重大创新活动中推动战略科技人才的评价改革与激励落地见效，同时规范科技伦理，培养良好的科研道德品质，注重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和知识产权保护。第二，一体化设计、解决“安居-教育-医疗”等生活问题。切实保障战略科技人才的基本生活需求，使其专心攻坚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建议国家人才主管部门总体统筹，科技、教育、人社、财政等各条线齐力合作，为战略科技人才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障等方面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免除战略科技人才工作之外的后顾之忧。第三，营造爱国敬业、勇于担当的文化氛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遵从国家使命、强化战略担当、倡导爱党爱国的社会文化和科研环境。设立战略科技人才荣誉激励机制，对在创新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战略科技人才和团队授予有关荣誉称号，及时给予奖励激励。
引用本文:芮绍炜, 康琪, 操友根.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加强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研究——基于上海实践[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9): 28-37.
Rui Shaowei, Kang Qi, Cao Youge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nd Echel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Practice in Shanghai. , 2023(9):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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